講題：〈黎兒如是說〉
時間：2006年4月19日
地點：T108教室（國立台北藝術大學）
整理：misha（黎兒稍加修改）

【開始寫作】

在成為作家之前，我的身分是記者，也曾長期擔任中國時報駐日特派員。在真正的寫作生涯開始之前，曾為一本香港雜誌《九Ｏ年代》執筆，在這長達十年的時間裡，我寫了以日本社會百態為主的專欄。那還是記者寫作的延長，沒有將把「我」的概念和體驗放進去，一直到1999年受邀在中國時報的〈三少四壯集〉發表文章，才開始散文的寫作。從第一篇文章〈不倫為文化〉開始，至今訂單源源不絕，每個月都寫相當數量的專欄，其中包括台灣蘋果日報、時報周刊、今周刊、新新聞、香港蘋果日報、OGGI婦女雜誌等，也幫香港壹週刊寫過文章。因此可以說我的寫作生涯，是在非常偶然的機緣中，從稿約開始的。專欄、散文外，小說《棋神物語》也是因為公視的劇本邀約，並由於對「作家」此一自我定位的要求，才先產生了具有完整獨立性的小說作品。

說起來，或許是很被動的，因為有訂單才寫作，最近我也開始覺得，寫專欄會將我個人分割成許多碎片，或許因此喪失寫長篇小說的鬥志，還能寫的長篇或許有限，應該還是好好集中自己的魂魄吧！

【兩性議題的寫作】

從〈不倫為文化〉這篇文章開始，因為反應熱烈，才發現我們的文化裡非常欠缺討論情色的語彙、方法論，因此持續以兩性議題為寫作題材。「劈腿」等此類語辭常常出現在媒體報導、人與人的談話當中，但很少正視它；在台灣的社會裡，大家仍把全部精力放在對政治的關注上，每個人都是政治評論家，談政治的語言千錘百鍊，少有人正視兩性關係的本質，不像日本人在下班後絕不提政治，並且可以把任何東西（如美食）牽扯到愛情。日本人從極早期的文學如《源氏物語》開始，就已經有了相當奔放的兩性關係，愛情始終是日本學的底流。明治時代以降，日本文學幾乎可以說是愛情文學的天下，如果把愛情文學抽掉，日本幾乎就要等於沒有文學了。世界上少有這樣的國家，比較相近的唯有法國而已。即使是美國，也多有自然文學、社會文學等其他領域；在台灣，雖然有人舉李昂的《殺夫》為例，但這篇小說基本上仍應當作社會小說看待。

書寫兩性，是面對情欲，而不是宣揚情色。在我的寫作中，多以日本現象為例，但台灣讀者讀來，並不會因此而覺得與自己無關，反而像是講到自己身上一樣，這大約就是我的寫作能得到關注的原因吧；我開始寫兩性之後，許多台北的朋友會告訴我他們自己的故事，說：「這個妳可以寫呀！」，爭相對我提供故事。

   基本上因為我們的文化很少有關情愛的方法論，我寫了二年多時，台灣還有些著名的主編跟我說：「兩性情色妳寫了這麼久了，應該已經沒得寫，換點別的點吧！】這是對於兩性、情色能談的內涵的想像太有限了，關於情愛的主題至今我已經寫了五、六年，光計算我在蘋果日報上發表的兩性文章，就已經累積700餘篇，但我的感覺還相當新鮮，可見情色是寫不完的。在出版《大劈腿》之後，我即將出版另外一本書叫《大分手》。原本這兩本要一起出，因為日本非常流行兩本一起出版，不過最後考慮到台灣出版市場還是小多了，台灣的人也沒有像日本人那麼愛讀書；決定由《大劈腿》讓大家先睹為快，《大分手》預計還要再兩個月才會與讀者見面。
（敬請期待。）

在這裡要提到一個日本語彙：「緊張性」。這個詞首先認定人都會變，因此在兩人關係中能夠保持一種緊張性，隨時保有劈腿的可能、隨時可能失去，才更加顯出珍惜的必要。
在這點上，日本跟中國呈現出對愛情兩個系統的解釋，出自完全不同的預設。中國習慣把「愛情」跟「永恆」相連，可是日本卻稱維持三年以上的感情叫「腐緣」。在他們的觀念中，愛情是會變的，裡面有一個「失去」的先決假設，在交往之初就先行思考分手的問題。他們承認人心的曖昧，對於灰色地帶保留有極高的忍耐度，因此能夠不要求在當下黑白立斷，也不命令對方做選擇。有了這個緩衝空間，相對就不容易動輒使用暴力。
這也就是日劇和韓劇的不同之處。日劇裡總是曖昧、恍惚，不像韓劇裡總有個明確、令人安心的價值觀，對於家教甚嚴、觀念保守的人來說，看韓劇比較不用擔心自己是否跟不上時代。

【客觀描述自己的能力】

日本人，尤其女人，常常能夠把自己當作別人，進行客觀的描述，這是一項極高的本事。當她們說：「這個女人需要去泡個湯、做個SPA」時，「這個女人」很可能就是在說她自己。
這或許起因於在發生親密關係後，女人總是扮演「收拾殘局」角色的緣故。看著眼前景象，女人很自然的會去回憶剛才發生過的事，慢慢培養了客觀的能力，因此即使在居酒屋這樣的公眾場合談論起一夜情或是閨房情事，也相當自在。日本人能夠談論這樣的事，也跟他們已經發展出一套性愛的語彙有關，並且在談論中，他們可以將自己客觀化，才得以坦然面對自己的感情。

【今週刊】

我在今週刊上的專欄，多寫日本社會現象，比如上班族的心情、上班族的文化等等。
台灣的上班族文化基本上與日本的有些相像。在我的觀察裡，甚至發現日本社會對於台灣社會，總會產生某種預言作用。兩地的年輕人同樣都在為未來感到不安，沒有辦法按照對「十年後的自己」的確定

想像去規劃現在；工時過長、薪水少、升遷困難，既得利益階級毫無退意，年輕人有著變成弱勢的危險。他們沒有錢可以結婚，結了婚的女人也少有人能工作家庭兼顧，但一份薪水又養不活一個家。這些現象影響了現代年輕人的觀念，致使戀愛跟結婚不必被連在一起思考，愛玩、花心的男人和女人也漸漸被賦予價值。
跟台灣人不同的是，日本人不把這些事當作「問題」來看待，而視為一個現象、一個時代的副產品來思考。最近我討論比較多的是貧富不均問題，社會上許多重要的職位、利益都讓我這一代或是比我年紀稍大的一代佔有了，年輕人逐漸淪落為社會弱者，這點在日本社會已經有相當反省，可是在台灣社會很少討論。
這也就是為何日本人特別擅於做社會觀察的緣故。因此我在這個專欄裡藉著對日本社會的觀察和思考，希望可以給台灣一些參考和提示。

【新新聞】

在新新聞裡，我討論的是日本的時事。之所以繼續寫這個專欄，是要讓自己不斷必須去吸收這領域的東西。不同的專欄對我來說是不同的功能性區分，這個專欄讓我保留了一個記者對時事的觀察，藉此對每一週的日本時事都能做一次回顧工作。

【香港蘋果日報】

這是每週一篇分析日本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問題、趨勢；香港人認識的我跟台灣人認識的我必定很不同。當然人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，在扮演的過程中，多少也滿足了人的欲望，同時也在其中尋找真正的自己。
寫不同的專欄也有同樣的作用，有時我扮演著國際、日本時事分析者的角色、有時又變身為兩性寫作者，在這樣的寫作量和角色轉換之間，雖然負荷有點大，但也令人相當滿足。

【時報週刊】

時報週刊雖然也是一個兩性專欄，但因為其定位較為傳統，所以在下標題的時候，絕不能選擇會讓人不安的語彙。

標題下得恰不恰當，馬上就會顯示在閱報率上。按照統計，台灣每個人每天閱讀報章雜誌的平均時間長度是20分鐘，如果一個文章的標題不夠吸引人，讀者根本不會有興趣開始讀，那麼內容再好也是枉然。
在書本也是同樣的道理。暢銷書《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》的作者原定書名是「蘇格拉底之愛」，如果書名不改，恐怕沒有這樣亮眼的銷售成績；當然也有只認作者的，像《海邊的卡夫卡》的作者如果不是村上春樹，也一樣不會大賣。

【好讀國際傳真機】

在《好讀》裡面，我寫作的專欄叫做〈國際傳真機〉。這裡面我主要觀察日本的出版界，了解他們的最新動向，並對各種書籍進行推薦或介紹的工作。我保留《好讀》這個專欄的主要目的，還是因為要替自己留一隻眼睛，靠著這樣的約定來強迫自己觀察。抱著這個堅持，我可以拒絕許多女性雜誌優厚稿費的誘惑，寧可多推薦一本書，也不去作重複的、無意義的事。

【為書寫序】

在我的寫作中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領域，就是為書寫導讀或序。其實這項工作，聽起來好像是日文系的人來做，但是學院裡似乎都只研究死去的人，較少研究活著的人。因此希望透過我的導讀和介紹，可以讓更多人認識更多作家、更多作品。此外，這項工作對我自己也依舊富有意義，因為透過介紹作家作品，我可以進行大量閱讀，同時在搜尋中認識許多作家，這又是我另一個養分的來源。

【「抽屜」寫作模式】

關於我的寫作模式，我稱之為「抽屜」。
所謂抽屜，就是當我一有靈感，就會立刻開一個「抽屜」，把它儲存進去，以後有了類似的例子、想法，就繼續收進去，待將來有一天足夠把它寫成一篇文章。因此在我的電腦裡，常常保持有一百多個沒有寫完的檔案。一個檔案就是一個抽屜，我通常會先把文章名稱訂好，等到裡面的資料、觀察累積夠了，才會把它寫出來，因為我從來不滿足於只用一個觀念去延伸。一千字的文章中，至少要有6-7個寫作點、3-4個好例子、以及數個與別人不同的道理，我才會認為它值得被寫出來。抽屜寫作法的好處，就是在日常不斷的累積當中，或許有一天我就可以一次寫完四、五篇文章。

在這樣的寫作模式下產生的作品，雖然有的人覺得過癮，可是有時會被嫌煩，因為在裡面總有太多轉折，讓人消化不良，就像日劇裡總是每個畫面裡都有太多訊息一樣，對某些人來說並不是種貼心的服務。即使如此，我在這方面還是堅持這樣的寫作方式。因為我自己不喜歡一個小小概念便扯成一大篇，最後很難自圓其說的文章。

【如何成為一個作家】

不要急。
五年前，我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個職業作家，但到現在為止，我已經出版了21本書。寫作某些東西，如essay，一定要到了某種年齡，累積了某個程度的知識和觀察，才不至於寫出有根本性錯誤的東西。小說或許比較沒那麼有限制，但年齡增長對於寫作小說的想像力也是有幫助的。
還有多讀好的作品。在我訪問村上春樹時，他也是這麼說。
另外，還要確定自己有源源不絕的寫作能量。日本有為數甚多的文學獎，每年都產生一大批文學獎得主，但是繼續在寫作工作中耕耘的，則不到百分之三。這樣懸殊的比例，除了告訴我們「得文學獎不表示成為作家」之外，也顯示在寫作上持續的欲望，是成為一個作家的基本條件。
我在訪問東野圭吾的時候，他也表示：「要寫真正想寫的東西，不要強說愁。」沒有真正的看法，不應進行創作的工作。平時多觀察，等到你有壓不住的衝動要寫的時候，那就是寫的時候了。
因為這幾個原則，我總是非常樂在自己的寫作過程裡，尤其在兩性議題方面，即使不斷有人警告我，這樣有成為「公敵」的危險，但我仍有一種使命感，一定要繼續寫作下去。不過或許那天，我沒有真正想說的東西，或許便突然不寫了。

【以寫作維生容易嗎？】

以台灣的所得水準來看，我的收入算是高的，但以日本的國民所得來看，我的薪水大概要除以三來計算。我也上過半年的日本電視節目，但本身最喜歡的，還是文字工作，因此即使台灣曾經有許多主持帶狀節目的邀約，我都一一拒絕。除了喜歡寫作之外，另一個原因是，我非常喜歡日本，並且不想離開，對我來說，日本的生活環境是我養分的來源，所以雖然在日本賺台灣的錢多麼不划算，我仍舊認為這是我目前所能選擇的、最好的生活狀態。

【我的寫作習慣】

從前還在報社任職，比較有時間上的限制，因此我大約是白天採訪、晚上寫稿，一直到半夜十二點（台灣的晚間十一點）截稿，我才開始寫專欄到大約凌晨兩、三點。現在我已經不上班，比以前意識到家庭的存在，因此我在早晨六、七點時會起床一次，準備好早餐、便當等，再會回去睡到十一、二點，然後起床與人共進午餐，因為與人交流不但是我生活上的需要，也是我的興趣。我極少與台灣人的圈子有交集，但在住處附近的商家老闆都與我相熟，也會到某某鄰居的娘家作客，甚至還一起旅行。我對每個人背後的故事都極有興趣，這或許是一種偷窺的欲望。因此即使我對人的長相是相當健忘，但對一個人的感覺卻可以清楚的記在心裡許久。

真正的寫作時間要到晚上約七、八點，才開始一直持續到凌晨四、五點。所幸我需要的睡眠不多，時間又彈性，因此可以保持著這樣一種樂在其中的任性而混亂的生活。
這樣一天過下來，我總要與許多人見面，因此在這二十四小時當中，我會經歷過許多個不同的自己。也因為這樣，我一天要進喫茶室許多次，只要每進去待個十分鐘，我就有了更新的感覺，像被「RESET」一樣。
同時我有一個寫作習慣，就是邊看日劇邊寫稿，或是邊看常播放日本及歐洲電影的WOWOW台邊進行創作。除了以前怕漏失掉甚麼重要的大事件或快報外，寫稿時便有一旁開著電視機的習慣之外，作為一個記者，長期習慣在嘈雜的辦公室打稿，也是原因之一。

【對寫作有幫助的因素】

除了讀書之外，另一個影響我寫作的事情，是旅行。我常覺得專欄就跟寵物一樣，在出發旅行之前，要先把寵物餵飽，回來之後，也一樣要面對趕稿的壓力。像這樣被許多的專欄束縛，我有時也憂慮這是一項過於耗費心力的事情，因此也思考村上春樹曾經說過的：應該要珍惜自己的能力，視自己的年齡努力創造長篇小說，不要做太多無謂的事情。但因為台灣的長篇小說發表園地相當有限，而且目前我寫專欄還寫得相當快活，並且對自己分成許多片段的生活模式感覺愜意，因此就暫時安於現在的狀況。

再來就是觀劇。從不社交的赤川次郎所進行唯一對外的日常活動，就是看戲，他看的戲從現代到古典，種類相當繁多。戲劇也是提供養分的地方，常去看戲，就是常常去吸收養分。

【最喜歡的一本書】

我沒有最喜歡的一本書，（我最怕雜誌等採訪時問我這樣的問題）也沒有固定閱讀的領域。舉凡文學、政論、社會等等，都是我會去閱讀的東西，範圍極為廣泛、內容非常博雜。此外我的閱讀常是毫無目的的，而且我也熱衷於買書。我的藏書大約有十萬本之多，當然並非每本都經過精讀，有些書可以一眼帶過，有些書則非細讀不可。其中的原則是：只要是想看的書，就絕對不放過。

【寫作中的價值觀】

在寫作中，我喜歡分散的、多元的、不統一的價值觀，《棋神物語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即使因此我的文章並不是受所有人歡迎，但我始終認為，把真相寫出來，才是最大的價值。同時寫作者不應該在作品中強迫傳遞自己的價值觀，不應該用一種特有的身段出現在作品裡面。換句話說，寫作者應該保持著不斷吸收知識的新鮮感，並以更人性的角度去觀察社會，同時秉持著對「寫錯東西」的基本恐懼，用對「藝」、「專業」的尊重來寫作，才能成為一個成功、並且樂在其中的寫作者。